网红民警：希望美美睡上一觉，哪怕三天三夜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新桥派出所基层社区民警陈联义。 自3月6日对社区全体成员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以来，我已经30多天没有离开单位，睡在社区警务室了。

陈联谊在社区组织了一天的核酸检测后，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没想到一段劝阻老人下楼散步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4月6日，我在小区日常巡逻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景观河边的石椅上休息。 由于社区实行“宅在家里”封锁的静态管理模式，我走上前去问：“叔叔，你今年多大了？现在要求大家‘宅在家里’，你在这里做什么？ ”

但老人似乎不太配合，冷冷地回应：“我今年76岁了，你在说什么？我耳朵不好，听不见你说话。” 然后他说他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就下来透透气。 会被感染。 说完，他径直朝河边的桥走去。

几经交涉无果，我确实有些着急。 我已经在军队服役20年了。 因为我带过士兵训练，所以一有事我的声音就很大。 当时，我急忙对老人说：“我自己也有家庭，你不能住在家庭里，我有家庭。” 我无法回去。 叔叔，你能体贴体贴我吗？ 我一个人就能管理30万多平方米、1万多人的社区。 我能做到吗？” “在你面前，以我这个年纪，我能做你做的事。 儿子，孩子在外面这么辛苦，你不觉得难过吗？ 你能体贴、体贴我吗？”

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居民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的。 当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流行方式，现在也不是流行的时候。

我的社区是松江区新桥镇最大的安置社区，一万多人，其中8%是当地老人，还有约8400人是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调入这个社区一年多以来，我一直视社区为家，视居民为家人。 当地人和外地人没有区别。 毫不谦虚地说，除了那些牙牙学语的孩子，社区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有“陈警官”。

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后，除了组织日常核酸检测、治安巡逻、社区管理外，我还追赶走失的狗、化解夫妻争吵、帮人买药、送外卖、联系居民等。 留下便条并与财产一起安装防护围栏。 当然，我也拒绝过一些无理的要求，但一到紧急情况，我的神经就紧张。

前两天凌晨，我接到一位居民的电话，告诉我他的妻子怀孕了，肚子疼，感觉快要生了。

当时我第一时间向社会反映，但人命关天，万万不能出问题。 由于担心120部门资源有限，我向派出所反映了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向指挥中心申请派遣警车。 十分钟后，警车开进小区，接起两人送往医院。 第二天下午，住户给我发信息说母子平安，以后还会送我结婚蛋糕。

事实上，特殊时期与居民的合作更需要同理心和同理心。 我为小区66栋楼分别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说这段时间没有压力是不现实的。 你可能不信，我的解压方式就是闲暇时用手机浏览微信群。 看到群里居民的交流、笑话、故事，可以缓解我紧张的神经，让我心情舒畅。 每个人都非常亲密。

现在最希望的是疫情快点过去，让我们小区的居民能够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正常生活工作，让孩子正常上学。 还可以和一个多月没见的女儿，和120工作的爱人一起吃顿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好觉，哪怕是三天三夜。

被困卡车司机：还没准备好离开，和大家一起战斗

我叫张福良，是山东省菏泽市农村的一名卡车司机。 我在上海的停留纯属偶然。

3月27日，我和妻子一早就开着自己的卡车，行驶了700多公里，历时10个小时，将成吨的蔬菜从山东菏泽运到了上海奉贤。

张福良和妻子在农业合作社分拣蔬菜。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多月来，我一直从家乡运蔬菜到上海。 有人告诉我上海有疫情，让我寄到别的地方。 但我是一名卡车司机，我经常感到饥饿。 如果我不送货，很多人都会挨饿，所以我不会停下来。

为了省油钱，我们在APP上下了第二天的发货单，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山东。 晚上，我们在面包车里很早就睡着了，因为车停在郊区的马路边，所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蠡湖检查站被拦住。 警方告诉我们：3月28日5时起，上海将以黄浦江为界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浦东、浦南及周边地区率先进入封城状态。 现在进出上海需要车辆通行证。

我当时很困惑：来的时候还好，现在却回不去了。

起初我们打算在车里凑合几天，等解封就走。 但到了第五天，车上的方便面和水都用完了，外面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向外界求助。

我们在网上查找了各种求助电话，最后拨通了奉贤区农委的电话。 20分钟就有工作人员赶到，送来了一盒方便面和矿泉水。 我很感动。

当时我想，在上海的特殊时期，我不能闲着，就问工作人员：“我和老公是来送物资的。 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吗？ 可以作为志愿者来完成，也可以在我的车辆被征用的情况下完成。” ”。

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个专门负责物资收集和发放的农村合作社。 合作社的负责人很和蔼。 他不仅负责我们的食物，还为我们安排了住宿加早餐旅馆，有独立的浴室和淋浴间。 我已经一周没洗澡了。

当天下午，了解情况后，夫妻俩就开始工作。 工作内容是把七八种蔬菜分类装进袋子里。 分出的蔬菜被分发到村民家门口。

合作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我们每天早上 7 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 10 点，需要对数千件物品进行分类。 但我还是有一种成就感。 毕竟一道菜可以一家人吃两天。

几天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上海供应能力紧张。 我又给奉贤区农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让我参与送菜。 提交申请几天后，我就拿到了车辆通行证，开始到地里拉菜、运输。 这些天我必须从早上工作到凌晨。

周围有人知道我家里有老人，就好心告诉我，有了这张通行证，我就可以离开上海，开车回山东了。

但我还没准备好离开。 我想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大家一起战斗，一起度过这次疫情。

“夫妻团队”小屋建造者：相信婚礼很快就会到来

我叫张翔宇，今年30岁，是中建三局一公司安装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 我和妻子参加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的改造工程。

我和我的妻子来自同一家公司。 我们去年领了证，婚礼还没有办完。 这些年，我们都参与了各地的建设工程，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分开的时间越来越多。

4月5日下午，我接到单位电话，要我去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参加方舱医院的建设。 情况紧急，我没时间告诉她。

张翔宇夫妇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竣工后合影。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的工作是负责暖通空调建设工作，具体是建设通风管道，形状像电影中特工钻的方形通风管道。

通过搭建通风系统，使场馆内的空气形成水平单向流动，防止空气中的病毒传播。 最终过滤后排放至室外高处。 其工作原理与抽油烟机有些相似。

6日凌晨，我到达3号楼施工现场。 工作9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快节奏的战斗。 以往类似的工程从熟悉图纸、联系劳务、工厂采购，再到正式施工，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 这次将在4天内完成，这就像按下了超级“快进键”。

开工第一天，由于人力不足，材料也缺乏，施工进度缓慢。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毕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援军赶来，物资一车车的运来，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几天不睡觉，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 我三天只睡了4个小时。 每个人都睡得很少。 面对大战，大家都紧张又团结。 从设计单位到施工单位，从指挥员到技术工人，大家齐心协力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月6日上午，我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时，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检测。 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我的爱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接到了任务，从外地抽调到博物馆担任防疫专员。 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就远远地跟她打招呼。

四天里，我和爱人大概见了七八次面，但几乎没有说话。 只有几次她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做核酸检测的人不多，你快来吧。” 有一次还让她给我和同事送水。

9日凌晨，全部施工基本完成，并对方舱进行功能测试，最终顺利验收。 3号馆也是该项目第一个竣工交付并投入使用的展厅。 那时，每个人都有黑眼圈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凌晨5点，我们接到通知立即撤离。 撤离前，我和妻子在方舱医院外拍了一张照片。

当所有同事都在图书馆外等车时，我们发现一位同事联系不上。 后来我们发现他坐在楼梯间睡着了。

现在，我们的避难所建设工作暂时结束，我们正在酒店隔离。 我们的婚礼原本定在五月举行，现在只能推迟。 不过，我相信结婚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外卖小哥：低调做事，帮助更多同胞

我叫梅凯琳，今年26岁，来自武汉。 3月27日，我独自登上从武汉开往上海的高铁，打算去上海做一名快递小哥。

上车后，我给家人发信息说：“我要去上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两年多前的武汉疫情期间，我被关在家里三个月。 当时我也看到了上海新闻关于向武汉送物资的消息，于是我就萌生了来上海做点事情的想法。

梅凯林在上海静安区运送了一批物资后，继续抢购。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上海后，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他是酒店里美团外卖网站的站长。 他劝阻我，说现在上海疫情复杂，最好不要来。 但我告诉他我已经到上海了。

第二天，我成了一名送货员，骑着电瓶车走在上海的街头。

4月1日，浦西片区进入区域静态管理。 当时我们网站的骑手数量一下子从50多人减少到了十几人。 我每天接到的外卖订单数量从3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

为了提高效率，我会在车上装载50件物品，大约100公斤，车子就像一个“变形金刚”。 工作通常从七点左右持续到深夜。 在此期间，需要更换7至8个电气柜。 算起来，需要250多公里。 在配送过程中，药品是我的首要任务——因为一些独居老人可能没有药品了，然后我就去配送粮油大米。

我有自己的短视频账号，记录我在上海送餐的生活，还在上面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码。 每天有两百多条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请求帮助购买的。 我尽力回复每一条消息。

收件人与梅凯琳微信对话截图（受访者提供）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回到安排的公寓，看网友发给我的私信和留言，寻找最需要帮助的人，加班加点免费给他们送物资。

这几天有一位妈妈给我发信息说她的孩子没东西吃，问我可不可以寄点东西过去。 时间已经快凌晨了，我也不在乎这是否属实。 我在外面骑了半个小时，找到了一家小店，买了剩下的面包寄了过来。

还有一个孕妇给我私信说这几天快要生了，肚子有点不舒服。 她一时找不到车，心里很着急。 她问我是否可以用电瓶车送她去医院。

当时我怕她是想“放公众出去”的人，就让她把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和产前检查证明发给我。 确定后，我用电瓶车送她去医院产检，做完后我送她回来。

还有一个在上海实习的小伙子，问家里没饭可以给她送外卖吗？ 当时附近没有吃的，就送了给送货小哥准备的饭盒。 她想给我30元，我拒绝了。

许多收款人还想通过微信给我转账以表达谢意。 他们最多给了我200元，我都拒绝了。 记得当时武汉因为疫情封城的时候，我也想给一个送货小哥一份感谢费，但是当时他不接受，我现在也接受不了。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仍然会很好地交付每一个订单。 就像我自己拍的视频下有网友说的：“别再流浪了，低调一点，努力帮助更多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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